일제 식민지 하 대만 경찰제도의 변천과 그 역할

Abstract

本文擬將日治時期台灣警察制度的建立背景与變遷過程及其作用和特征，結合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進行探討，以試圖分析日本統治體制是如何在台灣確立和維持的。日本在占領台灣之前，因爲沒有經營國外殖民地的經驗，並且準備不足，故在鎮壓台灣人的抵抗過程中，犯了不少錯誤，才能完成了殖民統治體制。殖民地台灣的警察也經歷了與軍隊的糾葛和衝突，擴充自己的組織和人力，漸漸找回了維持治安的任務和權限。尤其是玉兒總督確定警察業務及其指揮系統，並把保甲制度作爲警察的輔助機關之後，以文官警察爲中心的治安體制遂確立了。那之後，1901年改編地方官制，支廳長及其職員都充任警察，於是開始了警察在警察業務以外，也執行一般行政事務的所謂“警察政治”。與此同時，設置警察本署，擴大它的職權，以直接指揮各廳長，使得警察組織形成了一元化。接著1906年認可支廳作爲第三級行政機關，于是構成了警察本署→廳警務課→支廳→派出所→保甲的監視網。之後隨著佐久間總督展開原住民服屬事業，警察還要負責“理蕃”政策的執行任務。1909年，地方官制修改後，警察的行政介入更是具備了正當性，因此人民能所見所聞的官吏，唯有警察，派出所被認爲是地方的“總督府”。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民族自決思潮等的影響，對警察獨攬所有行政的現象，臺灣人的不滿漸漸升高。1920年，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對警察制度斷然做出了一般行政和警察事務相分離，並把警察機關的指揮權移交給州知事和廳長的改革。但是因爲警察擁有的職權太大，地方長官不能進行正常的監督，並且警察依然支配著保甲，所以就無可避免地依舊深入幹預一般行政。再者，爲了監視和統制1920年代興起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強化高等警察，並調整相關法令，徹底壓制台灣人的行動和思想，是故島內的抵抗運動到了1930年代遂消聲匿迹。中日戰爭勃發後，皇民化運動加速進行，隨著進入戰時體制，把保甲轉化爲戰爭動員的道具，還設置經濟警察，專門處理統制經濟違反事件。但不久由于配給制的實施，有關事務暴增，連一般警察都要從事經濟統制業務，至此警察國家的色彩愈加濃厚了。台灣警察在殖民統治初期，通過對抗日運動的鎮壓和檢舉，以及“浮浪者”管理等確立了社會治安。1920年代以後，統制各種反殖民抗爭運動，更加強化了殖民統治體制。台灣警察充實地推行這些“本然的機能”，不僅爲日本資本主義開發台灣提供牢固的基礎，还起到了作爲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直接實踐者”，乃至“強勁的推進者”的作用。日治下台灣的衛生行政大部分附屬于警察組織，警察負有改善衛生環境和灌輸衛生觀念以及管理有關衛生事務的責任，其結果取得了傳染病根絶、死亡率降落的成果。還有，台灣警察作爲“理蕃”政策的執行者，擔負起“征服”和“改造‘原住民的任務，在警察的教化和監督下，原住民青少年被改造成爲忠實的皇民。此外，台灣警察作爲貫徹殖民統治的道具，長时间以来，扮演着有效地統制台灣人日常生活的角色。台灣警察具有除了警察事務，輔助和執行幾乎所有行政事務的“警察萬能”的特性。其原因在殖民體制的確立過程和總督專制體制中可以找到。另外，台灣警察具有在其成員的構成和職位上，日本人占了絕對優勢之民族差別的特征，它反映了狹隘的日本民族性和殖民當局對警察的期待。在日本帝國之內台灣的警察密度是最高的，從此可以推知其統治的嚴密性和財政的充裕。還有，總督府把保甲作爲治安、行政、皇民化的輔助，不僅發揮語言疏通和“以台制台”的效用，還能節省大批行政經費，並且可以動員戰爭，如此臺灣警察與保甲始終維持了緊密的關系。此外，台灣的“蕃地”警察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存在，除了治安，還掌握了教育、産業、交通、衛生等一切事務，甚至連主管諸多世事的家長角色都扮演了。